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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间谍与他的“西安通讯组”

2016年05月05日 10:58    来源:中国警察网-人民公安   作者:胡杰   


年轻时的王郭瑛。

  穿得起毛衣的地段

  解放前,西安的普通市民一般是穿不起毛衣的。上学的孩子,一般只有单衣、夹衣、棉衣之分。但是,据老人们回忆,建国路上的庸村小学里,穿毛衣的孩子就特别多。这是为什么呢?

  西安的东大街,曾在1927年被改称为“中山大街”,这一名称被延用至解放后的1953年;由建国路自南向北走不远,有一条东起建国路、西至东三道巷的百米长的小街道,名叫“玄风桥”,据说清光绪年间此街建有玄风桥并以桥得名。这条街道解放前后没有改过名字。东门、建国路、玄风桥直到城墙内的下马陵一带,解放前住的尽是些银行家、铁路局长、国民党将军、政府高官之类。达官贵人多了,庸村小学穿得起毛衣的小学生当然也就多了呗。那时候,西安的电力供应不足,停电是家常便饭。但别的地方停了,这片地方却照样灯火通明。有钱人多的地方,往往生意也要好做些。同样开间小店,这一带的房租都比别的地方贵许多。

  玄风桥34号是一家小杂货铺,卖些毛巾、肥皂、火柴、煤油之类的东西。这是一家夫妻店,老板是一对四川口音的年轻夫妇。男的叫夏中和,女的叫钱瑾,店里还雇了一个本地口音的伙计,名叫张岗。四川夫妇为人厚道,与左邻右舍关系都处得挺好。杂货铺在抗战前就开了起来,一直开到1948年夏天。那时候,物价飞涨,像这样的店铺倒闭,是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不寻常的是,在此之前,玄风桥一带,经常深更半夜有特务、警察挨家挨户搜查,寻找毒品和私藏的枪支。不过,好像没听说真的从谁家搜出过这两样东西。

  神秘电台究竟在哪里

  1947年底、1948年初,国民党方面的测向台一再发现玄风桥地区有不明电台讯号。为此,特务们反复搜查,却始终没有找到那部神秘的电台。1948年元月,在一次总理纪念周会(当时胡宗南绥署的例会 编者注)上,胡宗南大发雷霆:“敌人在我们家里设电台发号施令,凡七八年,你们都不知道。现在只破获了一部,还有一部为什么不能破获?国家要你们干什么?”胡宗南所说的那部破获的电台,应该是指抓获王石坚之后,破获西安情报处掌握的那部晋陕豫盐务总局电台。胡宗南做梦也想不到,那部始终没能破获的电台,其领导人身着上校军装,就端坐在主席台下面听他训话。此人就是绥靖公署高参室的俄文翻译王敦瑛。此时,王敦瑛的职务是高参室的附员。所谓“附员”,就是一种非正式编制,属额外差遣,一般为过渡形式。附员属无权的闲职,薪饷多少发几个,不叫生活无着。

  电台的领导人王敦瑛

  王敦瑛生于1905年12月,山东黄县柳坑村人。王敦瑛家兄弟姊妹六个,家里有七亩薄田,他的父亲做点小本生意,不足以养这一大家子。于是,他父亲就闯关东,到东北各地做点小买卖。1918年夏天,王敦瑛从本村小学校毕业,随父亲到了中苏交界的黑河市,考入了市立中学。可王敦瑛只上了两年,就因为他父亲无力承担学费而辍学。失学后,王敦瑛一边帮着父亲做买卖,一边自学俄语,两年后他又考入了黑河市立俄文补习学校。因为有地缘优势,给王敦瑛教俄文的老师,都是苏联人;王敦瑛又特别有语言天分,于是他说的俄语和苏联人可以说没什么两样。1924年,王敦瑛开始在哈尔滨特别区地方法院担任俄文译员。工作一段时间后,又有了一点积蓄,他于1925年又考入哈尔滨俄文法政大学上学。但是,只上了一年,他再次遇到经济问题,只能又一次失学。但是,像现在所说的一些“励志帝”一样,尽管吃饭都成了问题,但王敦瑛始终不肯放弃他的学业。1927年,王敦瑛考入了法大的夜班,得以白天工作、晚上到学校听课。1930年,25岁的王敦瑛终于从法大毕业。

  学俄文的王敦瑛,不可能不从给他带课的苏联老师那儿接受新的思维方式。在哈尔滨,他又很容易看到苏联的报刊杂志。别说王敦瑛,就是孙中山、冯玉祥这些大人物,也对苏联非常神往。连续两次失学,使王敦瑛对穷人上学之难有了深刻的认识,同时也对社会的不公平非常愤恨。“9·18”事变后,日本人侵占了东三省。渴望投身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行列的王敦瑛在他一位同学的介绍下,在哈尔滨加入了一个苏联背景的国际组织,当时,王敦瑛并不知道这就是“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开始了他的情报生涯。1934年8月,王敦瑛被组织派到莫斯科,参加了一个“积极工作训练班”。这个训练班在莫斯科郊外的一栋别墅开班,受训的一共八人,其中五名中国人,另外三人分别来自匈牙利、蒙古和希腊。系统地学习了政治常识、军事常识、爆破燃烧及情报工作等知识,还学习了汽车驾驶等技能。培训期间,他们曾在一个红军演习场进行过两次爆破训练,组织参观了无线电台、机器制造厂、肉类联合加工厂、航空学校以及莫斯科的地铁、百货商店等。在结束培训之后,王敦瑛于1935年5月返回了东北。此后,他在苏联人米列尔的领导下,活动在东北各地,搜集日军情报。他们这个组织曾在吉林、宽城子车站等地袭击日军运输军用物资的列车和载重汽车。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王敦瑛与在上海的米列尔失去了联系,便赶到汉口,通过苏联驻汉口领事馆恢复了关系,在领事馆秘书拉托夫的领导下,做苏联空军在华志愿军工作。

  1938年7月,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派黄光锐到莫斯科买飞机,王敦瑛奉命担任了黄光锐的俄文翻译。回国后,他被转调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协同苏联顾问舍尔巴阔夫等人工作,在西安的第十战区长官部以及在洛阳的第一战区长官部辖区收集情报。他收集的情报主要是侵华日军的军政情报,以及国民政府的有关情报。涉及国民政府的情报,主要包括国民党与日本方面的秘密交往、国民政府是否在真抗战等。1939年4月,王敦瑛转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顾问事务处上校翻译,他以此身份继续为苏联情报机关服务。1940年至1943年,他主要与毛斯阔夫斯基、施克雷巴两位苏联首席顾问一起工作,与别的顾问有时也有临时性的联系。此间,王敦瑛随苏联顾问团来到西安,在胡宗南的第34集团军总部工作。

  1943年初,苏联红军取得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后,开始乘胜前进,不断地收复失地。可是,由于战线拉得太长,德军伺机反扑,苏联红军西南方面军遭受重创,其第5集团军被摧毁。之后,苏德双方在库尔斯克形成僵持。7月5日,大批德军飞机、坦克开始向苏军疯狂进攻,遭到苏军顽强抵抗,损失惨重。7月12日,苏联红军开始转入反攻。库尔斯克会战中,德军30个精锐师包括7个坦克师被击溃,其余的遭受重创。损失兵力50多万人,损失坦克约1500辆,损失火炮和迫击炮3000门,损失飞机3700架。苏军也为库尔斯克会战付出了惨重代价,损失兵力80多万人,损失坦克6064辆,损失火炮5244门,损失飞机1716架。会战的胜利使苏军从此获得了战场的主动权。随着国内战局的吃紧,苏联在中国的军事顾问团解聘回国,为顾问团服务的编译人员奉命到重庆待命。但是,王敦瑛却奉莫斯科的命令,留在了西安。通过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高参傅葆初及参谋长罗泽凯的介绍,王敦瑛到王曲的黄埔军校七分校当了个教俄文的教官。苏联顾问团临走,给他留下了一部电台。苏联方面让他在西安组织一个秘密情报机关——西安通讯组。王敦瑛在中国的直接上司是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罗申,他所需的经费,也是经罗申之手发给他。原来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顾问处任副处长的屈武,因工作关系跟王敦瑛认识。1944年夏,屈武从重庆赴西安任陕西省建设厅厅长,罗申还托屈武给王敦瑛捎去过一笔经费。

  周恩来的帮助

  为解决西安通讯组报务人员问题,罗申请在重庆常跟他打交道的周恩来帮忙。周恩来把这事儿交给身边的童小鹏去办理。经过一番物色,童小鹏选定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电台的报务员杨才、龙文英夫妇。杨才、龙文英都是四川阆中人,都二十出头,此时刚刚结婚。其实,杨才本名叫夏宗容,参加革命后才改的名。到西安后,他化名夏中和,和化名钱瑾的龙文英在玄风桥34号开了一家小杂货铺,掩护电台。杂货铺的墙壁做过改造,是个夹层,可以把电台藏进去。前文说过,过去开商店的都是打小当学徒,一招一式都有讲究。而杨才、龙文英夫妇没有这样的经历,他们甚至连秤星都认不准。在特务如麻的西安城里,他们这号生意人还不两天半就穿帮了呀!王敦瑛就请赵寿山手下的第三集团军西安办事处主任蒙定军给他找个店员。这样,中共地下党员张志刚就以杂货铺店员的身份,参加到西安通讯组里。杂货铺里,“小老板”杨才负责收发报;他工作时,“老板娘”龙文英及“伙计”张志刚负责警戒;负责译电的,是王敦瑛的妻子李儒珍;另外,西安通讯组里还有一名交通员于亚洲。

  王敦瑛的妻子李儒珍是个沈阳的回族学生,东北沦陷后,流亡到北京继续读书。在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中,她认识了曾任张学良的秘书、后来组织过东北抗日救亡总会的高崇民。因为西安事变,高崇民与杨虎城身边的谋士杜斌丞走得很近。通过杜斌丞的介绍,李儒珍在陕西凤翔的竞存中学做教务。高崇民在洛阳时就认识了王敦瑛,后来,经他牵线,懂英文的李儒珍成为王敦瑛的第二任妻子。

  结识社会活动家杨明轩及地下党员蒙定军

  那么,王敦瑛与杨明轩、蒙定军等人是怎样认识的呢?伍修权又为他出具过怎样的证明呢?咱们还是先回到“西安通讯组”存在的那个年代。

  有了电台、有了玄风桥的杂货铺和杨才等人,并不等于就有了情报。收集情报的工作,当然还得职业间谍王敦瑛亲自来做。为便于王敦瑛工作,应罗申请求,周恩来把在陕西上层有着广泛人脉的中国民盟早期领导人杜斌丞以及中共地下党员、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杨明轩介绍给王敦瑛。杨明轩在1950年写的一份材料上回忆,当时他在西安常住在红十字会医院,与王敦瑛每周必见两三次。通过杨明轩,王敦瑛又认识了中共地下党员蒙定军。此后,王敦瑛发送出去的很多情报,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关系网获得的。蒙定军在解放初的一份材料中写道:“他(王敦瑛)组织的机关与发报机,我曾设法掩护过,也看见过……我们互相交换过军事情报,我也利用他的电台发过报转延安,这个情况我也向关中工委报告过。”文革中,蒙定军在一份《关于王敦瑛的有关问题》中写道:“王敦瑛曾经提出将我的名字报在他的情报组织里,并要给我情报经费,我拒绝了。”虽然杨明轩、蒙定军、杜斌丞等人都跟王敦瑛提供、交换过情报,但他们并非他“西安通讯组”的成员。在王曲七分校教员工作结束之后,王敦瑛一家住在现在儿童公园、当年称建国公园附近的绥署军官宿舍。利用他绥署谘议身份,王敦瑛还通过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高参傅葆初、参谋许亚川等人的私人关系,获取情报。

  近六年多次遇险

  西安是个国民党特务多如牛毛的城市,西安通讯组在近六年里,多次遇到险情。杨才的杂货铺曾在一天时间里,被特务、警察搜查过三次。有一天清早,邻居大嫂过来问杨才:“夏老板,昨晚上你们家有‘嘀哒、嘀哒’的声音,那是啥东西在响?”杨才就装糊涂:“我们昨天睡得死,没听到哇,不晓得外面是啥子声音呀。”以后夜里再发报,甭管天气有多热,杨才都得关紧窗子,而且要用棉被把窗子遮挡起来。

  杂货铺开张的半年时间里,每天都有一个胖胖的中年男子在杂货铺周围转悠,这家坐坐,那家谝谝。在杨才铺子里,也少不了问些:“你们年纪轻轻的,为什么从四川跑到这儿来做生意?”有天夜里,杨才正准备发电报,突然听到隔壁有人在敲门,并且说:“快开门,查户口!”杨才赶紧把电台藏好,装作刚被吵醒的样子去开门。结果,一家伙闯进来了七八个警察、特务,查验了身份证,又翻箱倒柜地找了一圈所谓的“毒品”,这才离去。为了减少警察的骚扰,杨才当了甲长,并且积极配合保长工作,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成了个“治安积极分子”。玄风桥一带有什么小偷小摸、形迹可疑的人,他都赶快报告给保长。所以,尽管国民党的测向台发现玄风桥一带有部神秘电台,却没有人把它跟这个为人厚道的四川小老板往一起联系。

  入党

  胡宗南开会发脾气之后,特务们加紧了对玄风桥一带秘密电台的搜捕。鉴于形势严峻,王敦瑛请示莫斯科后,决定暂停电台工作,情报改为由地面交通员送往苏联驻兰州领事馆。1948年3月,看形势有所缓和,王敦瑛重新启用电台,准备恢复与莫斯科的联系。可是,按照原来的联系时间和呼叫频率,杨才连续两周四次呼叫都没有联系上。但是,国民党的测向台显然捕捉到了这些电波讯号。特务又开始在玄风桥挨家挨户地搜查“毒品”和“枪支”了。王敦瑛只好让杨才停止电台联络。杂货铺的夹皮墙实际上很薄,电台藏在那儿也不是个事儿。后来,王敦瑛和杨才商量后,决定把电台毁掉。当然,他与苏联兰州领事馆的地面联系一直保持着。

  胡宗南撤往汉中时,王敦瑛悄悄地留了下来。西安一解放,他就找到了1947年撤往延安、时任西安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的蒙定军。在身份未公开之前,他协助警备司令部做些清肃敌特的工作。1949年5月下旬,王敦瑛请西安市委电请中央转电莫斯科,请示今后是否留在西安,或者另有任务。等西北局转来中央回电,说要调他到北京工作时,他已经被安排到西北大学教俄语了。原来,因为计划创办一所外语大学,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把王敦瑛留在西安,安排在西北大学工作。为此,西北局又请准中央,将他留在西安工作。

  1949年底,王敦瑛专门到北京见过一次已经担任苏联驻华大使的罗申。罗申在送给王敦瑛的一张自己的名片上用俄文写下了这样的内容:

  王同志:

  在为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幸福的工作中,您表现出自己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我为此向您表示高度的谢忱。

  所余的工作经费,可以供您和您的家属使用。

  确定王敦瑛的党籍问题,颇费了些周折。1935年,王敦瑛在莫斯科参加培训时,组织负责人杜茂年曾告诉他,参加地下工作的同志不举行入党仪式,也不准过组织生活,将来身份公开时,自工作开始日计算党龄。中共西北局组织部1950年调查认定王敦瑛,曾请示中央。时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的伍修权受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的委托,专门为此事约见了苏联驻华大使罗申。1950年6月22日,伍修权在“王主任转中组部干部处”的信上写道:“王敦瑛的材料已亲交罗申大使,他口头向我表示,王敦瑛是忠心耿耿的革命者,经过了困难环境的考验。他对王只有好的证明,此事他也告诉过李克农和师哲。”王敦瑛的党籍问题,罗申提议依中国情况解决。于是,1950年8月28日,中共西北局组织部直接批准王敦瑛入党。

  1952年,王敦瑛受命负责筹建西北俄文专科学校,并担任了该校的副校长。这所学校,就是西安外国语大学的前身。1958年,他调到了陕西师范学院,任外语教研室主任、教授;1960年,陕西师范学院变成了陕西师范大学,王敦瑛仍担任教授并当过外语系主任。1979年6月,王敦瑛去世,习仲勋、屈武等领导人都送了花圈、发来唁电。

  儿子记忆中的王敦瑛

  2013年5月,笔者在西安市长安区常宁宫所在的鱼包头村找到了王敦瑛、李儒珍的儿子王涛。王涛是一位退休工人,已经65岁了,人瘦,却很精神。他喜欢踢足球,还参加西安市每年一次的公开水域游泳比赛。他的房间的书架上,大多数书都跟民国历史有关。兄弟姐妹六人中,排行老五的王涛是惟一一个一直在试图解密父亲传奇一生的人。他甚至给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写过一封信,请人翻译成俄文寄出。他想知道克格勃档案中,有没有关于父亲的一些记录。但是,这封信寄出后就石沉大海。

  王涛是因为房子拆迁,跑到鱼包头村租了民房居住的。离他家几十米远,就是鱼包头村小学校。为什么会到这么偏远的地方来租房子呢?王涛告诉笔者,小的时候,父亲在常宁宫疗养,他们一家在常宁宫住过很久。那时候,他经常跟着父亲在鱼包头村附近打猎,也在村边的河里游泳,对这一带很熟悉,也很有感情。小时候,他们家有一条名叫“阿里玛”的苏联猎犬,后来赶上全国轰轰烈烈的打狗运动。他父亲不得已,把这只猎犬送给第四军医大学作解剖用。王涛回忆,父亲的爱好很多,除了打猎、游泳,还喜欢摄影、吹口琴等。但是,对于自己解放前的经历,父母跟他们几个儿女都只字不曾说过。王涛只知道父亲是个老革命,一个月工资二百零几元,行政级别是12级或者11级。

责任编辑:刘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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